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任雪莉在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时,探讨了东西方古代文明如何通过贵金属器物来承载礼制与精神追求。她指出,无论是中国的“藏礼于器”的吉金青铜器,还是希腊化时期的“藏礼于饰”的黄金器物,都反映了古代先民对信仰、身份界定及生命仪轨的共同精神诉求。
任雪莉解释说,贵金属之所以被选为礼制和精神载体,源于其稀有、耐久、光泽等物理特性,赋予了它们象征神圣与永恒的潜质。她以陕西为例,强调了中国青铜器在周秦汉唐时期作为礼乐制度载体的重要性,如“一言九鼎”等成语所示,青铜器物化了国家秩序和宗法伦理,其礼制精神甚至延续至后代。
在世界的另一端,古代希腊及周边地区,黄金珠宝不仅是身体的装饰,也象征着社会阶层、财富与权力。它们在婚礼等重要人生仪式中扮演关键角色,被视为趋吉避凶的信物,并被用于祭祀神明,祈求福祉。黄金的永恒属性也使其成为陪葬品,寄托着对灵魂永生的信仰。因此,东西方虽然选择了不同的贵金属,却基于人类共通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,将它们作为承载信仰、划分等级、见证仪典的核心媒介。
在具体使用方式、审美取向和制度表达上,任雪莉阐述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。中国青铜器以宗庙祭祀和墓葬礼仪为核心,注重器物组合和摆放,并通过铭文承载历史记忆。而希腊黄金则以贴身佩戴为主,如项链、戒指等,用于人生仪礼,强调个体身份的即时彰显。审美上,西方偏爱黄金搭配宝石,追求华丽璀璨,而中国则重在青铜器造型的庄重、纹饰的神秘和铭文的厚重,体现出内敛的气质。
制度表达方面,希腊化时期黄金饰品的使用与佩戴者的身份高低挂钩,如贵族才能佩戴黄金花冠。中国则有严格的器用制度,如天子九鼎、诸侯七鼎的列鼎制度,以及祭祀时牲畜数量的规定。
此外,任雪莉还提到,希腊化黄金艺术展现了跨地域文化交融的活力,融合了印度、埃及和希腊等地的工艺与美学。而中国青铜器则呈现出一条内生的、连贯的发展脉络,其礼乐精神世代相传,构成了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动力。
最后,任雪莉总结道,将中国的吉金青铜器与希腊化时期的黄金器物并置于同一叙事框架,能带来深刻启示。首先,“文明因交融而创新”,希腊化黄金艺术是多元文明互鉴的例证。其次,“文明因延续而绵长”,华夏吉金所承载的礼乐秩序代代相传,构成了中华文明稳定的文化内核。最后,“文明对话的意义在于‘各美其美’”,通过对照,我们能认识到东西方文明的多样姿态和独特价值,理解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以及自身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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